就業是最大民生。從古人就講起：安居樂業。意思比我們今天倒是更進了一層，樂業：一是有就業愿望，二是講究職業精神，三是收入好，這樣即所謂“樂業”。
自有市場化，我們的各級政府就認識到就業的重要性。幾十年里，想了很多辦法，創造就業環境，拉動就業增長，規定就業指標和考核，不可謂不用力。比如國企和集體企業改制的年月，即講下崗，也謀劃上崗再就業；比如新時期農村變革，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產生了勞務輸出，作為政府部門的考核任務，解決了農村變革后的大問題，帶來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歷史性劇變。
安康市社保部門今年加大力度，抓社會創業，提出創業是最好的就業的思路，比如高度關注大學生創業，從宣傳、政策、領導包抓等方面下了很多實功夫，微觀效果和社會影響是明顯的。很多縣，每年也把就業作為重點工作安排，這些都是戰略眼光和責任心的表現。
城市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在結構和層次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家推動戰略改革創新，企業轉型升級和社會服務功能提升，都已經影響到就業操作需要有新的視野。從溫飽型、生存型就業，到就業實現個人發展，都是現實的新要求。從能就業，到樂于業，進而實現社會根本意義上的和諧發展，是老古人的理想，也是我們今天繞不過去的課題。沒有充分合理的就業，任何和諧的提法都是虛枉。
乍一看，就業取決于市場。市場需要決定就業水平。這百分之百的正確。實踐中，政府推動社會就業，也是大有可為的。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就業水平決定一個執政黨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很多政府調控性政策出臺，經常以刺激就業為目的。各項政策推動資本轉型，資本推動產業轉型或升級，新產業派生新崗位，新崗位調整新就業，就業跟上產業。被動就業往往解一時之困，主動就業促進就業結構優化，產生長效。所以，政府在推進就業水平提升上，當然具有天然的責任和優勢。
我市一些地方的生態旅游開發區，把失地農民與就地就業、依托創業結合起來，政府出面給開發商提出要求，形成三方責任：政府、開發商、村級組織，各有責任、義務，寫入合同，圍繞這些要求，政府跟進相應的政策支持，解決農民失地不失業，從產品收入向工資收入轉變，從財產收益向經營收益轉變，一些有頭腦的農民依托開發項目發展配套服務，更是從就業向創業轉變，有機地改善了當地的就業格局。
我市農業園區、工業集中區，以及新型城鎮建設，都為改善安康的就業格局提供了可能。問題是現在的狀態，是松散的，沒有很好形成“產業園區+充分就業”或“企業+就業”的理性格局，換句話說，我們注重抓了項目建設，依托項目改善就業還沒有很好進入規劃視野，制度保障不夠。中國勞動力市場結構現在也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流變期，造成新的轉移，一二三線、東西部、技術型勞動力型，城市與鄉村，都在重新布局，這是客觀的。農村人口中，三分之一留守鄉村，三分之一移居城市，三分之一在城市與鄉村反復流動，后兩個“三分之一”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就安康而言，一批技工型勞務、甚至巨量的勞力型勞務還鄉就業，也是變化的必然，我們顯然不能無視由此產生的同樣巨量的壓力。
很多政府工作如果把引發當地就業納入當下和中長期的項目建設有機安排，形成制度化，政府工作的視野會大不一樣。通俗講，農業部門熱衷于現代農業園區建設，同時也關注園區的新型就業秩序營造，這樣的考慮就更具備社會理性意義；林業部門、工業部門、城建部門、商務部門、民政部門等等，也都同一理，抓項目建設，并考慮就業力建設，集中政策推動項目與就業結合，形成機制，把就業的宏觀問題具體到部門的微觀操作上，前景必將為之提振。
創業就業、公益就業、職務就業、勞務就業，甚或公務員、事業單位就業等六個方面的就業，都是就業的領域，我們為了推進一個地方社會建設的優化，前四者可能是最有操作空間的，從而是最有社會意義的。研究并細化社會就業于方方面面，把政府責任的一手硬起來，把社會責任感普遍調動起來，我們以為是能夠大有作為的。
